在1949年6月2日渡江战役结束后，解放军的百万大军成功越过长江，顺利解放了上海、南京以及江苏、浙江等重要城市。这一系列的胜利迫使蒋介石率领残兵败将退守西南，企图借助西南地区有利的地理环境，继续顽抗，并且图谋东山再起。面对这种局势，我军自然不会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绝不允许反动派军事集团在西南站稳脚跟。因此，解放军上级迅速下达了进军西南的作战命令。
在进军西南的过程中，参与的部队包括了第二野战军（即刘邓大军）、第三野战军（即陈粟大军）以及第四野战军。三支野战军中，第四野战军的实力最为强大，兵员达到100万。按理来说，蒋介石逃至西南后，应当由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西南。然而，华中地区当时还有着一个强大的敌人——白崇禧领导的军事集团。白崇禧集团不仅建制完备，而且实力雄厚，成为了比驻守西南的国军更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因此，消灭白崇禧的任务便交给了第四野战军，双方指挥官无论是刘伯承还是白崇禧，都有着战神般的声誉，双方的对决也注定是一场强者之间的较量。
然而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解放西南的重任最终并没有落在第四野战军身上，而是由第二野战军（即刘邓大军）承担。为什么在第三野战军实力更强的情况下，任务没有交给他们？这个问题值得深思。首先，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都是四川人，作为本地人，由他们解放家乡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刘伯承作为出色的军事指挥员，有着“军神”的称号，而邓小平则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，致力于争取民心，鼓励地方军阀起义，削弱敌人军事实力。在西南战役中，许多地方军阀，如潘文华、邓锡侯、刘文辉、卢汉等，都在邓小平的影响下选择了起义，做出了关键性的决定。
展开剩余53%其次，刘邓大军曾在大别山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山区丛林作战经验，而云贵川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大别山类似，山地和丛林交错，战斗条件相似。因此，具备这种战斗经验的刘邓大军无疑最适合在这片复杂的地形中作战。尽管第二野战军的兵力相较第三野战军有所不足，但上级通过将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兵力调给刘邓大军，加强了作战力量，并派遣贺老总指挥第18兵团从汉中方向协同作战。这种兵力的补充，使得刘邓大军能够在解放西南的过程中事半功倍，迅速取得胜利。
第三，第三野战军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。当时，上海、江浙地区是全国的经济中心，解放这些地区是至关重要的任务。第三野战军的第七兵团驻防浙江，第八、第九兵团守卫着淞沪、南京等重要城市，而第十兵团则进军福建。为了确保上海的稳定，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亲自坐镇上海，指挥解放工作，足见当时上海在战略上的重要性。
此外，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和南京后，指挥官粟裕将军因长期在第一线作战积劳成疾，不得不暂时退养。此时，解放西南的重任就只能交由刘邓大军来完成了。刘邓大军肩负重任，不负众望，在前后历时57天的西南战役中，成功解放了云贵川西四省，迫使敌人损失90万大军，彻底扭转了西南战局。
通过这场关键的战役，刘邓大军不仅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，也为新中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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